厦门美仑皓晖酒店徐道彬:论朱子学背景下江永的学术抗衡-国学天地O朱子春秋


徐道彬:论朱子学背景下江永的学术抗衡-国学天地O朱子春秋

传承国学 弘扬朱子 不忘初心 一路相随

作者简介:徐道彬, 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
江永 (1681—1762) 英灵君王, 字慎修, 徽州婺源人 (今江西婺源) , 是清代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21岁进学之后, 一生从未科举, 蛰居乡里, 深居简出, 终老明经, 未及闻达, 但在清代学术史上, 他以矫正宋明理学空疏之弊为任, 而溯求于典章制度的研究, 以经学济理学之穷, 成为转移风气的关键人物, 人称“自汉经师康成后, 罕其俦匹”, “经术湛深, 士林望重”, 开创了“皖派”朴学的一代新风。其遗著20种, 收入《四库全书》者就达16种之多, 中有4种收入《四库全书珍本》, 如此荣誉在清儒中确乎少有, 由此可见其人其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江氏一生潜心于著述与教学, 除了被翰林程恂携往京师游学一次之外, 终身几乎不出徽州, 活动领域相对狭小, 曾自言:“性颇畏风尘劳攘, 足迹不出户。”刘大鏪也称道:“先生存, 则颓然一老, 力学于深岩绝壑之间, 朝士大夫无过而问者。先生没, 则斯文沦丧, 后生新进, 猝有志于学问, 于何执经而请业焉?”江氏学问精深, 但蜷伏穷山, 不能显名于当世;但隐居荒村, 沉寂寡闻, 则能心无旁骛, 专志于学。究其六十余年的塾师生涯, 无非往返于婺源、休宁、歙县一线之间。总括说来, 江永是在本邑 (婺源) 教授生徒, 经营生计;而其学术的交流与传播, 则是在郡治 (歙县) 的紫阳书院和汪氏不疏园中完成的。
稽查《江慎修先生年谱》可知:谱主分别在乾隆七年九月、八年七月、十一年三月, 曾应郡守朱肇基的三次“敦请紫阳书院讲书”, 但从时间上来看都极其短暂, 且第二次“有故未赴”, 想必是因为书院中的主流思想和读书风气与江氏不侔。否则, 作为太守而屡次相邀, 一介书生不可能来去匆匆, 甚至借故不到, 有失情理。但在乾隆十八年和二十二年的两个整年中, 江氏都坐馆于汪梧凤与方希原家, 并在此期间著述丰硕, 计有算学、礼学及声律之学等多种著作。两相比较, 江永在不疏园中的活动及其成就, 以及他的治学思想和方法, 获得当时周围学者的普遍赞誉, 这在江氏著述和后人记载江氏的年谱、行状、墓志铭等传记文中都有清楚的记载与评价。可见, 江氏在不疏园中的活动对于莘莘学子的影响, 对“皖派”学术的形成与传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对古代典章制度的研究与重视, 带动和引领了当时的学人与学风, 改变了新安理学的一统局面, 使弃“理”言“礼”的学术风气弥漫当时。江氏云:
群经浩渺, 礼学尤繁……古今著述家, 谈虚则易, 稽实则难。四子书有及于制度者王立行, 如昭穆之序立, 旅酬之行爵, 灌献之仪文, 聘射之曲折。又如蜡腊异祭, 朝聘异圭, 衣服异等, 裼袭异制, 皆有经文可考, 注疏可玩。而说书者如射覆, 作文者如捕风, 以讹踵讹, 愈辨愈谬。吁!礼学之荒也久矣!
江永立志以经学研究还原圣贤经典, 以复兴古礼为基础, 置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于不议不论之列, 而舍“理”言“礼”, 直接孔孟, 努力从学理层面上建立有异于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 显现出特异的学术抗衡态势, 这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以下仅就江永在紫阳书院和汪氏不疏园中的学术活动, 做一简要梳理, 从中理清江永“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与影响, 并借以揭示“皖派”学术形成的时代背景与治学特色游琳姝。一
徽州紫阳书院始建于南宋, 有理宗御题的“紫阳书院”匾额。明清时期, 徽州的经济文化颇为繁荣, 书院讲学之风也更为盛行, 但它的官学化管理形式和理学内容的规定, 又与全国的其他书院一样, 是书院的核心内容。由于山长的任命, 生徒的择选, 课试的方式, 膏火的数量, 基本都是各级官员决定, 导致书院成为变相的官办学校。书院的主要职能也转向训练时文帖括, 定期组织考课, 更使其成为科举考试链条的重要环节, 缺乏自由度和学术特色, 颇受有识之士的诟病。而来此游学者, 也多半都是以科举考课为主, 期盼或以八股为敲门砖而投机仕途之辈;或以讲习理学、纵论性命、博习辞章为要, 以高头讲章代圣人立言, 获取功名利禄。至于深研文字训诂, 贯通经史制度, 能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较为少见。
清初, 徽州紫阳书院为施璜和吴曰慎所把持, 他们以“尊朱宗孔, 复朱辟王, 阐扬理学, 延续道统”为宗旨, 牢笼着此时此地的学坛, 容不得理学以外的其他任何学术形式的介入, 包括此时渐渐兴起的宗尚文字训诂和典章制度之学的徽州朴学。施璜在《紫阳讲义序》中就确定了当时及其以后书院的讲学内容, 云:“予喜五子之学既明, 而紫阳之志通于天下也, 遂不辞而述其大略如此。原我同人各置一册于座右, 虚心潜玩而有得焉, 亦可以窥性道之大原, 而不为异端邪说所惑矣。况由此以读五子之全书, 其进于圣人之道也, 岂可量哉?”施璜甚至交代接班人汪楚英等, 要使“紫阳之志通于天下”, “不为异端邪说所惑”。其子施瞚载记此事云:“是会之后, 先子病笃。七月十日, 以紫阳事交汪楚英、吴东岩漪堂, 以还古事交杨文在、吴咨亮青羽、汪敬先。援笔作二绝句, 自题铭旌, 正衣冠而逝。呜呼, 先子四五十年, 精神皆在紫阳、还古间。虽弥留之际, 措置得宜, 真一息尚存, 此志不忘道脉者也。”对于紫阳书院贯彻的思想渊源、教学宗旨, 以及新安理学的主导地位, 许承尧评之云:“歙诸生吴慎, 字徽仲, 于书无所不读, 而尤尽心于宋五子书。著书三十余种, 其行世者有《周易粹言》、《大学中庸章句翼》。论学以敬为主, 自号曰敬庵。初游梁溪时, 东林书院尚守忠宪家法。徽仲与其州人施虹玉、无锡张秋绍等, 同受业于高汇旃先生。春秋释奠毕, 升堂开讲, 威仪秩然, 见者莫不敛容倾听。已而归歙, 会讲紫阳、还古两书院, 兴起者甚众。”可以说, 直到乾隆初年, 紫阳、还古等徽州书院仍由理学家掌教, 加之朝廷功令所在, 书院笼罩在程朱学说的氛围中, 正如徽州《竹枝词》所谓:“阳和门向南方开, 五百年来产大才。称庆婺源出朱子, 书声到处夜听来。”“紫阳道脉接薪传, 书院重兴幸有年。朗朗书声闻夜读, 诸家乐助足金钱。”从书院的“紫阳道脉接薪传”, 乃至“书声到处夜听来”, 已清晰可见理学繁盛之一斑。
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 朱熹理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如陈乾初、潘用微、毛西河皆排击朱子。立方辨伪, 深以未见陈乾初辨《大学》为憾, 则其风声相摩, 意气相通, 固当在彼不在此。”而黄宗羲、胡渭、朱彝尊等攻击《太极图说》, 揭露朱熹《易》学的道家性质;王夫之、颜元、潘平格、李?等对宋明理学、心学一并推倒, 摧陷廓清。毫无疑问, 这对朱熹的批评, 为清代学者冲破理学桎梏, 解放思想, 转变学风, 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而站在学术前沿、对新安理学体会最深的江永也当在此行列。
学界中一般认为, 江永作为朱熹的同乡后学, 自然是程朱理学的忠实追随者, 也是新安理学后期的关键人物, 究其原因, 就是他有《近思录集注》和《礼书纲目》两部著作, 是为朱熹理学思想所做的宣扬和辅翼。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近思录集注》的本意在于对理学在传承中出现的问题予以梳理, 故集注诸子言行语录, 探讨宋儒思想渊源, 考证其中事实原委, 订正后人附会之意;至于《礼书纲目》之作, 也是针对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而作的补充和纠正, 文中对朱熹之说多有驳正, 且“读之既久, 觉其中犹有搜罗不备、疏密不伦之遗憾”。其他如《群经补义》、《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中, 对朱熹言辞和思想的驳正, 所在多有。如《四书古人典林》中梁惠王“辱于楚”条, 云:“按:《集注》亦以与昭阳战、丧邑事为南辱于楚。然以《六国年表》考之, 楚怀六年即魏襄十二年, 非惠王时事矣。”又“季武子”条云:“《集注》谓武子始专政, 历悼、平、桓子为四世, 似考之未详。今悼子但附见于臧武仲, 而不特出。”又“公叔文子”之“季札说之”条云:“按:公叔文子, 名发, 《礼记注》作拔。《集注》名枝, 字之误也。详蘧伯玉。”其他如“《集注》‘与阳虎共执桓子’, 盖考之未详”;“鲁召冉求”条云:“朱子曰:《史记》以《论语》‘归与’之叹, 为在此时, 又以《孟子》所记叹词, 为主司城贞子时语。疑不然, 盖《语》《孟》所记本皆此一时语, 而所记有异同耳。”诸如此例, 言辞中对朱熹之说除了补充佐证之外, 多有怀疑或驳正, 表现出先以史料的比较、鉴别、归纳为前提而后注经立说的治学特点。这些都足以表明江氏著述, 可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和胡渭《易图明辨》相媲美, 也可与毛奇龄激烈的反朱行为相辅相成, 只是自觉一介江荒野老, 言语稍显隐讳而已。
在《近思录集注》的自序中, 江氏极力反对新安理学家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的空谈无根, 及其“六经注我”的阳明心学理路。称他是“采薛敬轩、胡敬斋、罗整庵、高景逸四家语录入注, 各自成书。此不能旁及, 亦恐后儒衍说太多, 读者易生厌倦怠也”。江永虽然集注了《近思录》, 但其风格与内容“出乎流俗”, 与理学家、时文家的治学路径截然不同。“盖深邃于经学, 究心古义, 穿穴于典籍者深, 虽以余力为此书 (按:《近思录集注》) , 亦具有体例, 与空谈尊朱者异也”。除了宋五子以外, 江永对宋元明时代的理学家和时文家, 从不屑提及, 甚至对汪绂的多次书信也不屑答复。姚鼐也曾对江永置朱熹的“尊德性”于不顾, 而承“道问学”之功, 做过公允的评述, 云:“婺源自宋笃生朱子, 传至元、明, 儒者继起, 虽于朱子之学益远矣。然内行则崇根本而不为浮诞, 讲论经义, 精核贯通, 犹有能守大儒之遗教, 而出乎流俗者焉。近世若江慎修永, 其尤也。”儒者继起, 而朱学益远, 江永能够“崇根本而不为浮诞”, “守大儒之遗教而出乎流俗”, “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 在时人中可谓独树一帜。钱宾四对此评述云:“皖南则一遵旧统, 以述朱为正。惟汪尚义解, 其后少传人;江尚考核, 而其学遂大。”余英时发挥钱氏说法, 从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加以揭示, 认为考核之学是时代发展的自然结果。他们对于儒家经典的全面整理, 是出于求实求真的需要, 其次“是观念还原的工作, 即找出儒学中重要观念的原始意义。这就是后来戴东原所谓‘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这一工作本与第一项密切相关, 但并不相同, 可以说是清学特见精神之所在。后来的人用考据两字来概括清学, 固有其理由;但这样一来邓菲斯, 清学与宋明以来的儒学传统, 遂若邈不相接。其实若从思想史的综合观点看, 清学正是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派争执不决的情形下, 儒学发展的必然归趋, 即义理的是非取决于经典。但是这一发展的结果, 不仅儒家的智识主义得到了实践的机会, 因而从伏流转变为主流, 并且传统的朱陆之争也随之而起了一种根本的变化”。 由此可见, 江永的“述朱”, 重在“还原”, 从“道问学”而“找出儒学中重要观念的原始意义”, 却不轻言“尊德性”。他精通宋明理学, 但反对空谈;用力于汉学研究, 而又涉猎广博, 既重考据, 又尚推理, 开创了徽州朴学的一代新风。此后, 戴东原的“以理杀人”口号与凌廷堪“以礼代理”的理论, 则从根本上对朱熹及其理学做了清算与颠覆。二
江永的学术思想重在崇古, 因为要尊重古代经典和礼仪制度, 弄清其中真相, 所以必须加以考证;其次是怀疑, 因为不相信后世的经解和传说, 要批判他们的错误, 也需要加以考证。所以, 他批判程朱理学, 就是不满古人的不足和错误的思想。关于这一点, 还可以从他与紫阳书院之间的一件事中, 窥其端倪。
施璜《紫阳书院志》卷十六有《天宁会纪》一篇, 记述了朱熹回徽州省亲, 并与新安学者大会于天宁山房事, 云:“宋宁宗庆元二年丙辰九月, 新安大会于郡城天宁山房, 主教晦庵朱夫子, 时乡先正受学者几三十人。其学行最著, 及有纪述文宇之可传者凡十有八人。”休宁人汪佑也在《紫阳书院建迁源流记》中称:“昔朱子自闽归徽, 省墓星源。绍兴庚午一至, 淳熙丙申再至, 则西山蔡先生从之游。其时思返故庐, 迟留数月, 教泽所振, 兴起群从, 执弟子礼者三十人。庆元丙辰又至, 主教于郡之天宁山房, 赵公师端兄弟咸师事焉。”歙县的胡渊还在《紫阳书院会讲序》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庆元丙辰, 朱子年六十七矣。归新安, 集学者会讲天宁, 登是山, 徘徊而不忍去。”对此, 一班理学信徒自然心领神会, 奉为圭臬。但江永对此却“出乎流俗”, 大胆质疑。他通过综合历代学人所作朱熹年谱, 考察相关人物的生平履历, 以及府志、县志和宗谱记载的资料等, 详加“考核”, 撰著了《考订朱子世家》一书, 对施璜、汪佑等徽州理学家的不实记录与“空谈心性”, 予以条分缕析的批驳。指出:“朱子既寓居于闽, 如婺源省墓者再, 一为绍兴庚午, 一为淳熙丙申, 载之《年谱》甚明。若庆元丙辰, 朱子年六十七, 本无如婺源之事, 而汪六符《新安学会录》载是年九月会于郡城天宁山房, 乡先正受学者几三十人, 答问语录十四条, 事属子虚。假令有是事, 门人李果斋作谱, 岂独遗之?且《婺源志》不载, 府志不载, 天宁寺本注亦无会讲之事。汪氏谓出《朱子实纪》及《南溪书院志》, 亦皆妄作。又列会讲名氏, 婺有程克庵洵, 歙有程士华实之, 尤可见其附会mu782。程莪山?撰《克庵传》, 由衡阳主簿再调庐陵参录, 时伪学虽作, 台章有‘吉州知录程洵亦是伪学’之语, 迄将代, 遽以疾卒金王孙。考沈继祖上章攻伪学, 朱子职罢祠厦门美仑皓晖酒店, 乃丙辰十二月之事灵自灵 。使是年九月朱子果至徽, 克庵正官庐陵, 岂能预天宁之讲乎?程实之者, 虽新安忠壮裔, 其先世迁鄱阳西苑魅影, 今为德兴之新建, 久已不隶歙籍矣。考《新建程氏谱》, 朱子尝书‘尊己’二字赠实之, 学者称尊己先生, 具载生平言行, 并朱子生卒出处亦及之。使与天宁之会, 岂不为尊己一大事, 何以独略不书乎?朱子两至婺源为实事, 故淳间诸葛泰撰《紫阳书院记》, 但言庚午、丙申, 不及丙辰, 无者不可增也。明世讲学之徒, 忽凿空撰出天宁之事;盖其时良知学炽, 宗其教者, 援儒人墨, 意在语录十四条, 谓朱子晚年亦同象山之说, 遂饰无为有, 以惑后人。汪星溪已明言《学会录》装点成书, 为学系作伪矣。其作《书院建迁源流记》独叙入庆元丙辰主教天宁事, 盖谓朱子亦尝讲学新安, 未暇究其实也。朱子何时无生徒, 何日非讲学, 岂必若释氏之升堂说法?即令戾止故乡, 人人固请主教, 当时在官岂无学宫公廨, 在民岂无祠堂塾舍, 乃讲儒者之学于佛氏之庐, 岂不为传者非笑乎!施诚斋璜修《紫阳书院志》, 虽削去十四条答问语, 独取此事, 载之《会纪》卷端, 且于《年谱》增入‘丙辰九月, 如婺源省墓, 会讲天宁’一条。恐学者遂传为实录, 将来刻年谱、修郡县志书, 亦据此入之。其以三至婺源诬朱子者, 失犹小;或复有主张十四条之说, 缘饰为真鱼尾纹乐队, 以厚诬朱子, 则其害大, 故辩之。”江永分别从《朱子年谱》、县志、府志、天宁寺本注等八个方面, 旁征博引, 逐一稽查史实, 对《新安学会录》及施璜等人的作伪行为予以批驳, 实证了“朱子如婺源省墓者再”, 而天宁讲会为“事属子虚”, 乃讲学之徒凿空杜撰而已, 慨叹缘饰为真, 积非成是, “学术既漓, 人心亦流于僻”。虽文辞无多, 确乎一篇标准的考据文章。
那么, 江永生于紫阳阙里, 理当为乡邦增辉, 为何不避世俗而与紫阳书院中的乡贤“考核”真伪, 计较是非呢?事实上, 江永的做法正是传承了朱熹“道问学”一路, 而与那些空言“尊德性”的新安理学家取道不同, 他只是“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 以程、朱之旨还诸程、朱, 以陆、王、佛氏之旨还诸陆、王、佛氏”。他指出:
婺源有朱子, 吴文正公所谓“景星庆云, 泰山乔岳”者也。邑志仿《史记》例, 儒林以下皆为传, 特尊朱子于世家, 宜矣。而昔之载笔者, 诠次年谱事迹甚疏略, 又复考核不精, 纪载失实。且朱子以名称, 张、吕亦称名, 独于陆氏兄弟称字, 此何为者邪?其于延平授受之间, 则有独得宗旨之说。其叙鹅湖之会曰:“未合并而去。”叙白鹿之会曰:“议论乃多有合者, 特请子静升讲席以发明之。”盖有明中叶后, 学术渐漓, 大率谓学有宗旨, 重在体认, 而诋程朱之格物, 轻朱子之传注为支离为务外, 又复和合朱陆两家而一之。故于称名称字之间, 微寓尊陆之意;于语意抑扬之间, 微寓朱陆始异终同之意。夫尊朱子于世家, 而隐尊陆, 不可为训也。圣朝尤重道崇儒, 编纂诸书, 周、程、张、邵、朱皆称子, 未有称名者。而先达属辞如此, 盖由学术之乖, 举世同流, 虽紫阳故乡, 亦不免染其余波, 溺焉不返。后来吾邑虽有硕儒巨公, 学醇言正, 为狂澜砥柱者, 于此篇犹惮改弦。休邑赵氏修府志, 遂承用之, 不知旧志之多疵也。今新志于此篇尤不敢草草, 谨依年谱、行状、宋史核实纪载, 勿冗勿遗, 所以还其星云山岳之旧。而白鹿之讲, 特指出所讲者为喻义喻利之章, 俾后学毋惑于旧志之说云。
清初的徽州学界以吴徽仲、施虹玉等人为主导, 学宗东林, 虽原本程朱, 却倡导“静坐”, 混同朱、陆, 实为趋禅李卓雅。针对紫阳书院的现实状况, 江永慨叹“有明中叶后, 学术渐漓”, 朱陆会同, 实为“诬朱子而诳后人”。他对施虹玉的批判, 意在纠正史实, 也更为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奠立基础。对此, 江氏重申:“学术既漓, 人心亦流于僻, 公然撰出伪书, 诬朱子而诳后人。如《学会录》凿空撰出庆元丙辰朱子至郡城天宁寺会讲一事, 意在语录十四条, 又谓出于《朱子纪实》与《南溪书院志》, 何作伪者之多邪?休邑施璜讲学于紫阳书院, 及修书院志, 已知十四条之伪矣。犹不能烛书之无根, 以丙辰会讲天宁事载之《会纪》与《朱子年谱》, 此事极有关系, 特辩之。”经江永所作辨析后, 此事已为后学所认同。四库馆臣就认为:“ (江永) 与朱子同里, 故取年谱旧本重加删订, 各附考证而终以婺源子孙承袭博士支派。后附《天宁寺会讲辨》一篇, 专论《学会录》所载庆元丙辰朱子至新安会讲天宁寺事, 为明季良知之徒凿空撰出, 以厚诬朱子云。”江永对紫阳书院中施虹玉、吴徽仲之流“公然作伪”的学行深有不满, 对理学盛行下的书院也不以为然, 自然也与当时书院中一批施虹玉等人培养起来的理学家如汪楚英、吴瞻泰、杨文在等有所对立。故而, 除了郡守何达善亲自邀请他到紫阳书院中做过短时的“讲书”以外, 江永的讲学并没有滞留于紫阳书院, 反而转入西溪不疏园中。在“学而优则仕”时代, 在与同时诸多学者的比较中, 江永堪称是“为学问而学问”的纯正学者, 他以“驰逐名场非素心”而保持着与众不同的心态。他不仅以深邃的学问著述留存后世, 也以其“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而成为今日纯正学者努力追求的典范。
宋明理学对于儒家经典的诠释, 背离了孔孟经典的原意, 这是清儒的共识。对此, 江永主张回归原典, 上溯汉唐, 即“凡立一义, 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度者, 在所必摈”;“以汉唐证据难宋明, 以宋明证据难汉唐”这便是乾嘉学者的治学宝典。从江氏的人生经历以及成学历程来看, 他真正要批判的应该是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 而“取证于经书”则是清代考据学的先声。江永对理学的批判言论不多, 但他否定理学内容及其形式, 置理学于不闻不问, 重在实践, 蔑视空谈。江氏反理学、宗汉学的倾向较为鲜明, 但出言稍显隐讳, 这一现象及其如此原因在稍后的方螷如身上也有同样的反映。
徽州近邻的淳安有“西河弟子”方螷如 (1680—?, 字文) , 号朴山, 淳安人) 者, 在江永之后的乾隆十五年受郡守何达善之邀, 来徽主讲紫阳书院, 但时间很短。 《清史列传》称其:“少受业于毛奇龄, 博闻强记, 经史百家鹰叭犬, 靡不淹贯。于汉儒笺注, 尤能指其讹舛。尝讲舉*郊庙之制, 畅达精确, 具有折衷。与同社及门析疑问难, 能发前人所未发。古文奥劲, 有笔力, 时与方苞并称。”作为清初极力抨击朱子学的毛奇龄的高弟子, 方螷如虽在学术思想方面承绪师说, 于程朱也不乏贬词, 但行事言理较为隐讳和典雅, 不似毛氏之亢奋和偏激。入主紫阳书院后, 方氏对周围环境和书院的历史积淀, 不能不有所顾忌, 其中既有其来自内心的反朱立场的抵触情绪, 也有“程朱阙里”氛围的外在压力。于是, 在了解环境和应付时事中, 自然也就违心地在书院中被动地挨过时光, 不愿一语涉及反程朱之意, 仅以时文享誉书院, 教授生徒。这个一般人不大注意的细节问题, 却被稍后的山长凌廷堪所觑透。于是, 凌氏数年后在此做了主持时, 才大发议论, 认为“其文集诋排宋儒, 不遗余力”, 而“主讲紫阳, 从未一言道及”, 此乃“卑视吾乡以为不足与言”。对此, 许承尧剖析其原委, 指出:“凌仲子晚年主紫阳书院, 颇不满于方朴山。开课后, 诸生大哗, 继则疑信各半。仲子尝语及门胡进士培曰:‘仆既抗颜居此席, 当思有益于后进, 岂忍曲学阿世。’又与毕子廉锷书云:‘淳安方君朴山, 吾乡人素奉之为山斗者, 其文集诋排宋儒, 不遗余力。盖朴山为西河弟子, 故坚守师说如此。乃其主讲紫阳, 从未一言道及, 其卑视吾乡以为不足与言者, 何如?然则, 弟之厚待吾乡, 反遭骇怪者, 何也?朴山之薄吾乡至此, 而吾乡尚有依草附木以借其渊源为荣者, 一何可笑!又其所作《盍簪录序》等文, 皆不入集,姜柔伊 而吾乡凡自云其门下士者, 集中亦未齿及姓名, 其以吾乡人士为逆旅之藩溷可知。朴山文集具在, 可覆按也。今之奉朴山为山斗者, 其文集全未寓目, 而徒诧吾言, 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同志如足下, 幸有数人, 则吾道为不孤矣。’”凌廷堪对于方螷如的怨言, 在于方氏的“言不由衷”, 以至于“讳而不言”,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忽略, 甚或鄙视徽州朴学家的反理学立场和敢于批判程朱的精神。凌氏的感觉和不满反映了他的高瞻眼光与学术敏锐。实际上, 方氏也与江永一样, 自觉一介江荒野老, 不敢大放厥词, 像陈确和毛奇龄那样愤“程朱”疾“天理”, 只是在言语上稍显隐讳而已。三
紫阳书院以讲心性之学为特色, 朱熹的地位至高无上, 但随着时代发展和朝廷文化政策的变化, 宋明空疏学风也会受到抨击。梁启超言:“清学之出发点, 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那么, 在清代的徽州, 能与紫阳书院分庭抗礼的首先是同在郡治的“不疏园”, 它的建立或许就是对紫阳书院的反动。
康、乾时期, 歙县西溪汪氏家族, “亦儒亦贾”, 家道兴盛, 崇尚朴学。至汪梧凤 (1725—1773, 字在湘, 号松溪) 时, 就齐聚了江永、戴震、程瑶田、金榜、汪肇龙、汪梧凤、胡受毂、洪榜兄弟等一干崇尚实学的宿儒与学子, 在此攻读经史之学。汪梧凤在叙及“不疏园”的创始人其父汪泰安时, 就隐约地透露出园主人的学术兴趣和治学意向, 云:“家父敬慎精勤, 治事毕, 则篝灯阅书史, 至丙夜膏尽乃休。先是, 梧凤学科举之学, 父见之无一言。及从游方朴山、江慎斋二先生读经史, 治古文词, 父见之, 乃大喜云。”汪泰安是位久经考场和商场、遍尝艰难与辛酸的老者, 对于贾与儒、虚与实有其深邃的理解。汪梧凤曾“以名诸生五应省试, 不第, 弃去”, 而从父亲的言行中已经捕捉到“读经史, 治古文”, 乃实用之一途, 故而抛却科举之学, 经商之余而潜心经史, 筹建出“不疏园”这一汉学大本营。汪中从时代学术背景记其事云:
国初以来, 学士陋有明之习, 潜心大业, 通于六艺者数家, 故于儒学为盛。迨乾隆初纪, 老师略尽, 而处士江慎修崛起于婺源, 休宁戴东原继之, 经籍之道复明, 始此两人。自奋于末流, 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 而地僻陋, 无从得书。是时歙西溪汪君, 独礼而致诸其家, 饮食供具惟所欲, 又斥千金置书, 益招好学之士日夜诵习, 讲贯其中, 久者十数年, 近者七八年、四五年, 业成散去。其后江君没, 大兴朱学士来视学, 遂尽取其书上于朝, 又使配食于朱子。戴君游京师, 当世推为儒宗。后数岁, 天子修四库之书, 征领局事。是时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向于学矣, 盖自二人始也。抑左右而成之者, 君信有力焉。
不疏园的空间和氛围, 为江永提供了最恰心意的治学场所兽宠小娇妻, 使他在紫阳书院中未能实现的学术理想, 于此可得遂愿矣。期间, 他不仅完成了许多著作, 更凝聚了众多反对时文八股而倾向于文字典章考证的汉学人才, 疑义相析, 师友切磋, 一派鼎盛的古学风气, 朴学风格在此已形成规模。洪榜记录当时园中盛况云:“婺源江先生永治经数十年, 精于三礼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 博综淹贯, 岿然大师。先生 (戴震) 一见倾心, 因取平日所学就质正焉。江先生见其盛年博学, 相得甚欢。一日举历算中数事问先生曰:‘吾有所疑, 十余年未能决。’先生请其书, 谛视之, 因为剖析比较, 言其所以然。江先生惊喜, 叹曰:‘累岁之疑, 一日而释, 其敏不可及也。’先生亦叹江先生之学周详精整。时先生同志密友, 郡人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六七君, 日从江先生、方先生从容质疑问难。”从当时学人的言辞中, 我们不仅可以想见江、戴论学的雅事, 也可以想见在江永治学旨趣和思想倾向的引领下, 徽州学子们所激起的汉学兴趣, 以及反理学思想在不疏园中所得到的普遍认同。
江永在不疏园中的直接影响, 首先体现在园主汪梧凤身上, 而汪氏的贡献不仅在经史考证, 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提供“斥千金置书”, “招好学之士”, 推出“天下儒宗”。在乾隆壬申年前后, “不疏园”作为清代徽州朴学的发祥之地, 实际上已成为“皖派”学术的主阵地。关于汪梧凤自身的学术与事迹, 曾在徽州游学多年的郑虎文, 与之相知久深, 有所记述云:“戊子, 客于新安紫阳书院, 君命次子灼从余学, 遂交君数载。君于余, 倾倒无所不尽。”郑氏因深于古文而馆于汪家, 对于不疏园中众学子的气质、性格、学识、情趣等问题都有所分析与评论, 因此认为:
五君子者, 郑用牧牧, 学宗宋儒;戴东原震, 学宗汉儒, 皆休产也。君少同笔研, 尝合刻经义数十首, 朴山方先生序而行之, 所谓《新安三子制艺》是也。其三人, 则同邑宗人稚川肇龙以经, 程易田瑶田以诗, 方希原矩以文, 皆互相切颷, 务为根柢之学。而六君子之名乃大著。四方知名者客新安, 必得其接引为重, 而君尤爱闲恶嚣, 客非因五君子以通者, 鲜得至其室。
又云:
君制义师淳安方氏螷如, 古文师桐城刘氏大魁, 经学则与休阳戴氏震、同里汪氏肇龙同出婺源江门。江氏精三礼, 而戴氏于诸经所得独多, 为江门大弟子。其学与江氏相出入, 君亚焉。江氏作君祖传, 既称君与戴震俱研经学, 有著述闻于远近也。君既师江, 而又客戴氏、汪氏于家, 汪为尤久。久处昕夕无它语, 语必经义, 义疑辄辨, 辨必力持不相下, 则辨益疾。而君故口吃, 尝咽塞不能出声气, 须眉动张, 童仆往往背立睨视匿笑。已乃复辨, 必彼我意通乃已。君为人沉毅, 迈往自喜, 凡常俗沉溺慕悦, 与夫酬酢无益烦苦之事, 可已。而人讫不获自已者, 君能一切罢去无所顾。世故罕与之昵, 而学亦用是能专且久, 以卒底于成。生平于书无所不观, 而《尔雅》、《说文》、《三礼》、《三传》、《史记》、两汉八家之文, 皆有是正论说。
围绕汪氏学行, 郑虎文对不疏园中各人的学术风格与用功旨趣, 以及讨论经义时争论相持不下的氛围, 描述出一幅“为学问而学问”的经生讲学图。这一班艰悫笃实、黜于举业的学者惺惺相惜, 所论“语必经义, 义疑辄辨”, 直至“彼我意通”。
对于如不疏园这一形式的学术集团在清学全盛时代所做出的贡献, 梁启超曾做过如下评述, 云:“兹学盛时, 凡名家者, 比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时方以科举笼罩天下, 学者自宜十九从兹途出。大抵后辈志学之士未得第者, 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 恒有先辈延主其家为课子弟。此先辈亦以子弟畜之, 当奖诱增益其学;此先辈家有藏书, 足供其研索;所交游率当代学者, 常得陪末座以广其闻见, 于是所学渐成矣。”近人金天翮对于汪氏及其不疏园以交游和资助形式“流布学术文化”之事大加称赞云:“典籍其文化之肆耶?学问所由窥涉之门耶?故士能发挥其聪明才力, 跻作者之林而传于后世, 则善矣;不能, 则以其资力流布学术文化, 一遇聪明才力之士, 扶植左右之, 使底于成, 而已亦附以传也。”汪梧凤能以学术交游和物质资助, 笼络当时的“耿介恬退之士”与纯正学者, 并在此传播汉学, “奖诱增益其学”, 自己也能“跻作者之林而传于后世”, 也是名至实归, 留名青史。
不疏园创造了适合于朴学发展的环境, 既缘于士子对科举的厌恶, 也缘于徽州地域民风的朴实与致用。即使其中的一些学子因为性格情趣和气质能力问题, 不一定都去做经义考证, 但他们也能在勤苦笃实的学风熏染下, 身处逆境, 艰苦自励, 超然拔出于藩篱之外。江永一生课徒, 虽教授时文制艺, 但与俗滥之八股决然不类, 而以实学通经为导向, 注重根柢经术, 厚积而薄发白燕升简历。其《四书典林》序云:“经生通患, 惮迂争捷, 学不寻根源, 只从时文稗贩。”明清科举积弊丛生, 科场熙来攘往者, 多不知经史原典徐传化, 仅以背诵兔园册子而欲投机速化。江永对此深有感触, 以为责无旁贷, 于是从四书入手, 而做《四书典林》和《四书古人典林》, 借以扭转世俗与学风。汪世望云:“ (《四书典林》) 是编, 吾师慎斋先生为初学备作文之资粮也。先生嗜古力学, 雅不喜以时文鸣。然为诸生徒程式之作, 原原本本, 尔雅深厚, 有识者亦共钦赏之。盖先生持论, 谓文章雅俗视乎根柢浅深, 欲速化者经书庋阁, 仅仅株守墨腔, 揣摩风气, 亦能投一时之好。其如俗不可医, 何若夫探源群经, 撷芳百氏, 酝酿既久, 书味古香流于楮墨, 惟典斯远俗也。”江氏博征识断, 纠谬补失, 既为应考举业的士子们提供正确的知识和治学门径, 也鲜明地表露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四书典林》虽然是江氏为生徒应考举业所做的实用性汇编文字, 同时也是他经学研究的心得与总结之作, 与宋代以来的笔记类著作一样, 具有鲜明的考据学性质。其学术价值和意义也正如序言所云:“兹编体裁一新, 力矫前弊, 事之隐僻, 未经搜罗者尚有之, 若其著在简册, 昭如日星者, 固可一览, 了然足资学者, 无穷之取材矣。”由此可见徽州朴学家的学术精神, 同时也透露出江氏对时代学风的思想和态度。戴震承之云:“若其流弊, 苟焉皮傅, 剿说雷同。学不一二年, 目不睹全经, 掇拾魏科高第, 不必素所蓄积也。故不见师友之盛如古昔, 岂非徒趋利禄, 加以得之固易哉。原上之贵士, 士之贵学, 岂如是而已哉?”因此之故, 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朱熹《四书集注》也就成为众矢之的。对于他们厌恶和反对程朱理学和八股文, 转而追寻实事求是的汉学现象, 也有人做过精辟的分析, 云:“义理之学至程朱, 极矣, 《中庸》其尤粹者上一邪。元明用其书取士, 士之有立于世, 未始不辉然也。用之久, 而庸众驽散者出乎其间, 或专固而不通于古, 或谫陋而弗达于时。其甚者, ?辟雅拜以取厌憎, 而濂洛关闽之说, 为世所不乐闻。自近数十年, 一二聪明英杰, 奋然追寻郑、许、贾、孔之说, 旁稽湮坠、?猎残剩, 而汉学遂盛行于世。”可以说, 清代汉学的出现, 其中就有学人对于科举虚伪知识和陈腐内容有一种深刻的厌恶, 想在这种虚伪而陈腐的东西以外, 发现新的研究对象, 用汉代训诂来压倒《四书章句》, 走上了兴复古学的道路。清代汉学之所以能够成为风气, 是因为对科举八股而言是一块比较清新的领域。他们所不敢明言以经书与四书的对抗, 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 不疏园中的学者无论是否继续进学, 他们大都厌弃八股时文, 绝口不谈性理, 而以经学、古文为正宗。
江、戴之学的方向与方法, 在不疏园中得以继承和传播, 兼之以如此良好的读书环境, 为矢志于朴学的学子们独辟蹊径大开方便之门。徽州为僻陋之地, 学人于此虽问学艰难, 但蛰居乡里, 清静无扰, 矢志于学, 心无旁骛, 则为其利。汪梧凤次子汪灼对此有言:“士有志于学, 皆乐村居僻壤, 入山欲其深, 入林欲其密, 恐氛埃之污人也。虽然, 人之生有地, 而志不可期, 不为地拘, 则习俗何从易, 既为士, 当不为吏役之气侵, 为士而善, 当自有纲维主宰之不同乎俗, 有若曰:出乎其类, 拔乎其萃。”不疏园中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促使“有志于学”、“不同乎俗”者, “通经学道”, 端厚沉静, 特立独行, 至于“出类拔萃”。
作为汉学的一个群体, 不疏园的存在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风调雨顺。理学家的仕途顺意, 文人诗赋的怡情养性, 而相比之下的考证学者却显得干枯无味, 困顿以终。学问深奥枯寂, 潜心于学者甚少, 何况在以科举为仕途的鼎盛时代。所以, 即使在当时的徽州, 也并非都如江、戴之人全心致力于制度考证之学。郑虎文记时事:“从先生 (江永) 受学, 以经术名者, 徽为盛, 戴震其最著者也。洎先生殁, 贫不能庇其子, 乡之士益信经术为迂阔不足用。虽戴震辈然持师说不少变, 卒亦无有能信从之者, 于是干禄之学盛而士风始稍衰矣。学使朱公, 当代之韩、欧也, 素以古学倡导后进, 为世儒宗。今承明命, 益重厥事, 即用先生以式多士, 而诱进之。由是, 先生之书尘封蛛网, 庋之高阁者久矣。先生之名, 其幸而不与农夫野老同腐草木者, 亦仅矣!一旦而著述登之朝祠, 祀崇其礼。呜呼, 又何其盛欤!”若非朱筠的提倡与奖赏, 江永定“与农夫野老同腐草木”。清人余廷灿亦云:“自江永以注疏之学传经, 一时戴东原震亦以《说文》、《尔雅》之学起休宁, 若宫商应和。于是, 汉经师硕儒授受微言, 遂大显于世, 而好者颇稀。……传者一二, 不传者尚压架阁束, 墨漫纸碩。其终饱蠹鱼啮蚀, 徒留书目在人间乎?抑后世复有子云, 而鑏蕴积久之业, 自不可掩其实而发其光乎?”在功名利禄的驱使下, 做纯粹的学问已经承担不起来自生活的压力。江永、戴震等人的“贫不能庇其子”, 也使得朴实之学“好者颇稀”, 于是“干禄之学盛而士风始稍衰”。至此可知千古学术, 有盛有衰。不疏园经历了“一二人开其端”, “千百人靡然从之”以后, 业已走向式微。凌廷堪云:“学术之在天下也, 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 必有一二人开其端, 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 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 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夫哗然而攻之, 天下见学术之异, 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 天下不见学术之异, 其弊始生矣。当其时, 亦必有一二人矫其弊, 毅然而持之。及其变之既久, 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 诱之以利禄, 童稚习其说, 耄耋不知非, 而天下相与安之。天下安之既久, 则又有人焉, 思起而变之, 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据此, 则不疏园及其“皖派”学术仍将在“思起而变之”和“诱之以利禄”的反复历练中, 经受着历史的洗礼与检验。四
宋明时期的书院以讲心性之学为特色, 由于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 以及王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瓦解, 所以, 那种沉溺心性之学而无视国家安危的风尚, 已经越来越为知识界所摒弃。有识之士厌弃主观的冥想, 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自然会找到别一种学术表达路径, 立异于书院讲学之法。而江永在紫阳书院和不疏园中的学术活动, 及其著述《近思录集注》、《四书典林》等即是绕过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 直接过渡到原始儒学中去, 由孔孟经典探寻圣贤本义, 体现了从宋明理学转型为乾嘉这一学术现象的发生与发展。
就当时学术界之大势而言, 清初的程朱理学已遭遇到来自朝野上下的质疑和攻击, 以朱熹为代表及其影响下的新安理学, 已经盛极而衰。仅在徽州地区而言, 姚际恒、黄生、江永等一批学者, 从学理层面上消解了程朱理学以及新安理学得以成立的思想理论依据, 从根本上颠覆了理学直接孔孟道统, 一种新的学术范式———考据学———逐渐取得了学术地位。在民间社会层面上, 作为朱熹乡邦的徽州学者, 却表现出异常的批判精神。正如章学诚所言:“至今徽、歙之间, 自命通经服古之流, 不薄朱子, 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 毫无顾忌, 流风大可惧也。”徽州学者由抨击程朱理学的“存理灭欲”入手, 进入到复兴古代礼学的路径, 以及“理义非他, 存乎典章制度”的理论体系。对于紫阳书院的阐扬程朱理学, 以至于其末流渐趋空洞虚妄, 甚至流入佛、道的做法, 是徽州学者所不能接受的。于是, 他们就由宋学而上溯至隋唐, 至汉魏, 以至于孔孟圣贤。通过对传统儒家经典的挖掘和诠释, 重新理清和阐释圣贤之道。即如梁启超所言:“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 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 一言蔽之, 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 复宋之古, 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 复汉唐之古, 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 复西汉之古, 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 复先秦之古, 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 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 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为了“闻圣贤之道”, 江永及其追随学者以复兴汉学为职事, 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由文字训诂和典章制度之学入手, “综形名, 任裁断”, “缜密严?, 上溯古义”, 形成一股古朴而又清新的求实学风, 并在紫阳书院附近的汪氏不疏园, 汇合成一个别样的独立学术群体。
江永的学术研究与当时的学术风潮相一致, “以经学济理学之穷”是其突出特点。他善于总结明代学术治乱的缘由, 抛弃空疏理学而回归两汉经学, 将“六经注我”的空言心性之风, 局部地扭转而走上“我注六经”的实学之路。所以, 就其研究范围而言, 他以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研究最为有名, 而这一特色就得益于他在不疏园中的礼学研究。如许承尧曾叙其乡村之事云:“江慎修《乡党图考》一书, 属稿于吾乡西溪汪氏之不疏园。尝闻父老言, 慎修先生时馆于汪氏。所谓不疏园者, 即今庐旧址, 其主人为清初汪氏巨室。光绪中汪氏子孙于破楼上许家四兄弟, 检得一小箧, 内藏缩小制古衣裳, 记尺寸甚备。云是慎修先生著书时遗物。”江氏除了在文献典籍上深入挖掘, 同时也注意利用古物实证和吸收西学知识, 这无论对“江门七子”或是当时礼学名家如秦蕙田、钱大昕和任大椿, 以及稍后的阮元、王聘珍、孙诒让等, 都有深远的影响, 而对于皖派经学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而言, 其深刻影响则更不待言。清末曾国藩对此有论云:“先王之道, 所谓修己治人, 经纬万汇者, 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 汉代诸儒之所掇拾, 郑康成之所以卓绝, 皆以礼也……及江慎修、戴东原辈, 尤以礼为先务。”又云:“乾嘉以来, 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 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 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 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 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 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 然后本末兼该, 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 食货凌杂, 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 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 而息顿渐诸说之争。”由是观之, 江永的治学范围和学术引导, 不仅对于徽州学者及其地域学风有所影响, 而且这种偏重于古籍整理与研究风尚所带来的直接效果, 就是使18世纪成为对传统学术文化进行归纳总结的时代。
当然, 徽州学者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 也是在大时代学风背景下的具体学术实践。对于江永而言, 他对理学的批判, 并不意味着他对朱熹有所不恭。相反, 无论是《近思录集注》或是《礼书纲目》, 都是对朱熹学术去其一非、成其百是的纠偏和正误, 更是对朱子“道问学”的继承和发展。纵观学术发展, 穷则变, 变则通。君不知墨子尝学儒术, 既而非儒;王肃幼习郑学, 既而攻郑;程朱皆由禅学入手, 而辟佛尤深;颜李皆由道学入门, 而讥宋最切。所以, 江永的批判朱子也在学术变迁行列之内。尊重古人与师门, 为儒者成学必由之路, 但绝不能拘泥于成法。要摆脱窠臼, 自出机杼, 才能成一家之言。“所谓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 物理之常, 无足怪者。人之于学, 既登堂而入室, 复操戈以相伐。入而能出, 此其所以大也。古今能自成一学派者, 可屈指数, 要其成功之由, 莫不如此。视夫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不敢越尺寸者, 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学术史上的显著例证, 是戴震攻击朱熹“详于论敬, 而略于论学”, 最终落得一个背叛乡贤、数典忘祖之罪。对于江永而言, 无论为学与行事皆淡泊而宁静、温柔而敦厚, 不及前之毛奇龄和后之戴震那样大胆、直接和激烈, 所幸没有招致后人的诟骂, 但就其著述用意、内容倾向、学术风格诸事而言, 明显可见他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意识。而他对朱熹的态度也是取其“道问学”, 否定“尊德性”, 平心论古, 空所依傍, 实事求是, 不偏不倚。继承贵在创新, 古今能成一代之学者, 皆非因循守旧, 凿空株守之辈;登堂入室, 挑战创新, 才能立言成家。还是胡适说得好:“我国自十七世纪初期, 其后凡三百年的学术研究, 实在并不是反对朱熹和宋学;相反的, 近三百年来的学者实是承继了朱子治学的精神。”“我们但当论攻的是与不是, 不当说凡出于朱的必不应攻朱。”批评前人不仅是在消极方面辨伪去妄, 也是从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 启迪新发明。若使后学者都抱持前人旧说, 不敢稍越雷池, 那就没有新问题, 没有新发现, 学术也就停滞。况且, 理学的式微已使紫阳书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方朴山和江慎斋在书院中的出现, 也预示着朝廷乃至地方学风的潜在变化。也可以说, 江永以及不疏园对于实事求是的朴学的努力追求, 预示着徽州朴学的世界已经到来, 而“皖派”学风的兴起与清代考据学的鼎盛也渐成大势。
在思想自由和学术求真的反思和追求中, 江永也及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趋向和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 加之勤苦自励, 深造自得, 舍弃朱子学的“尊德性”, 而着重于“道问学”。综观其一生学术的起点和重点, 都在于实用性质的文字、测算和礼制之学。江氏首先是小学、历算、礼制学家, 其次才是经学家和思想家。人们通常称江永为经学家, 倒不如称其为科学家更为准确。在治学思想上, 他认为宋明理学对于儒家经典的诠释背离了孔孟经典的原意, 故而主张坚守古经, 上溯汉唐, 探索古圣贤经典本义, 以经学济理学之穷, 建立起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思想体系。可以说, 江永之学不仅影响了徽州学术的发生与发展, 同时也成为转移时代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而《四库全书》对其著述的收录殆尽, 也说明了江氏业已成就大家车智妍, 影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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