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队音乐傅国涌-第一代传教士教育家——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之二-国语书塾


傅国涌|第一代传教士教育家——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之二-国语书塾

【节选自傅国涌新著《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第二讲】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登州文会馆(齐鲁大学前身,演变为现在的山东大学), 源自他和妻子狄邦就列在1864年9月办的登州蒙养学堂,一个设在破庙里的免费义塾,初建设时仅有6个学生。到1874年,十年间,统共只有91名学生就学。自1873年起,狄考文增设中学课程,开始教几何学、物理学,1876年,增加代数、三角、天文、化学等学科。在中国人还没有自办学校进行科学教育的时候,教会学校早就已经在践行科学教育了。因为没有合用的教材,狄考文亲手编写了《心算初学》《形学备旨》《代数备旨》等多种教材。
学生同时也学习中国经典,从《诗经》《尚书》《论语》《礼记》到《大学》《中庸》《孟子》《左传》,还有唐诗、古文,都在课程安排当中。历史课既学《万国通鉴》,也学中国史。
到1877年初,狄考文正式使用登州文会馆的校名。(比较正式的名称还有登郡文会学馆、登郡文会馆、山东文会馆等。)这一年,他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发表题为《教育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的讲话,张夏珍指出:“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它涌来。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必将遍及全中国吴其人。不仅如此,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索,渴望学习使得西方如此强大的科学;科学的名声已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他认为:“中国人绝不是没有才能。他们所缺乏的是合适的、能够促进智力发展的教育。”
1881年,登州文会馆易名为山东书院,学制6年,不仅学习四书五经、中国历史,也学习世界历史、数学、物理和基督教教义,目的是在基督教影响下为学生提供全面的中西学教育。此时学生稳定在45人。
这年5月,袁世凯到登州投奔吴长庆,参观了文会馆的实验室和制造所,初次见识了锅炉、蒸汽炉、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镟床、电镀设备、磨光机、螺丝机、瓦斯灯、电灯、烧焊用具、显微镜、望远镜,还有木工、锻工的工具,让他开了眼界。文会馆甚至建有观星台,拥有一流的天文观测设备,早在1879年,狄考文回美休假时募捐到一架口径2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

同年,《万国公报》分4期连载了他的长文《振兴学校论》,可以看作是他对教育较为完整的表述,他提出中国传统教育的长处是使人“增记性”,短处则是不能使人“长思才”,中国读书人用记性的时候多,用心思的时候少高鸿涛。就是说关彦淳,太重视诵读,不重视开启心智,虽然诗文写作也能启人心思,但要在入学多年之后,有迟至七八年甚至十年的。他认为心思之开启也有一个从小到大、由浅及深的过程,何况写诗作文虽也能启人心思,然只是思题中应有之义,不能思题外未传之理,至于天地万物之情、人间新奇之法都未能思及。所以,仅以诗文为开人心思之路是不足的。他指出,足以开人心思的莫深于算学,欧洲各国学生特别重视算学,不只是为了算数用,而是因其能开人心思、张人悟性。他不是说记性不重要,记、思之才缺一不可,两全始为美。但思的益处比记更紧要,记只是知前人的旧章,也就是占有已有的知识,思是要启后人的新法,就是对未知的好奇。思古所未有的,可以补其缺略,思今所本无的,而生其巧妙。中国的教育之方增人记性则有余,开人心思则不足。他又点出了传统教育的一个缺陷:重文辞而轻言辞。
狄考文进一步提出,实学就是要周知天下之事,遍格万物之理。而天下之事无穷、万物之理无尽,而人的心力有限,又岂能尽学万事万物之理,论事则首先要知本国历史、世界历史,论理最要紧的是物学,日食月食、海潮涨落、春夏雷电、雨后彩虹、光的速度、星的运行、水的滚沸和结冰,这一切自然的奥秘都值得探究。而中国千年以来所关注的事理,不过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此外别无所学。他举例说,如果问一个中国的有学之士,美国有多远、地球怎么运转,往往一概不知,因为没有学过。而西方学校中的一个小孩也说得出来,因为各国的所在、名目、历史,他们从小就学习。这不过是学问中的小事,更有许多深奥之学,如天文、格物、化学、心学、算学等。
论及考试,狄考文说,当世界上那些强盛之国的人各有专攻,或化学、或格物、或天文,或致力于造机器以利农工,或专作货物以通商贾,而中国人还在埋头科举求功名,何况科举考试又严格限制考题范围 ,经书只言道德,考试专取文章。总之,所学狭隘,已跟不上时代变化的脚步。他建议广兴学校,让士农工商、男女智愚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从小学入手,让城乡男女蒙童,不分贫富贵贱都能上学,将史记、地志、算法、格物等列入开蒙的功课,即使他们无力多年上学,也能写能算,拥有常识。对于才高志大、要追求上等学问的孩子,则要有“文会学”与“特学”,以后合在一起叫“总学”(或叫“大学房”), 多请教习,各教各学,从数学、格物学、化学、天文学到律学、医学、矿学、富国策等,各种启人心思之学都可开设。
此时离狄考文来中国已近20年,他不仅能用准确、典雅的文言文写作南风瑾,而且对中国社会有深入的了解,洞见传统教育的利弊,他的这些见解自然会对中国教育之变有所启发。
1889年,登州文会馆在校生达到100人,这给予狄考文极大的安慰。1890年,他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论及教育时,提出要进行“全面的教育”,并且用中国的语言施教。他说:“所谓全面教育,就是要对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现代科学和基督教的真理有一个较好的了解,接受这种教育需要10年到14年的时间,如果儿童已在本地学校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时间可以适当减少。”他认为,全面教育首先提供了对人的心灵和性格产生深远影响的时间和机会,用母语教学,又精通数学和西方科学的全面教育康易困,必将引导青年人走上崇高的、成功的职业道路。
当时,在华传教士中就学校采用英语教育还是中文教育有很大的分歧,狄考文是主张英语课外采用中文教育的,理由是:只有全面的中文教育,才能对学生有帮助丰谷酒王。一个中国人缺少本国语言的知识,将败坏所有的外国语言和科学的学术成就。针对主张英语教育的人所说的不是有意轻看中文,而是打算中英文并行,他说这一意见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时间不够是致命伤。所以他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学好中文以后再学英语。在他看来,获取知识不只是为了拥有知识,而是为了应用它,并且传授给他人。使用中文教育可以引导受教育者与人民打成一片并且影响他们,“他的意见和教导能打破迷信与偏见的力量。他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他的一生的意义是为了中国社会的普遍进步”。最后他指出,自己所主张的原则和方法不仅仅是理论,而是他在登州文会馆持续25年实践的总结。狄考文始终认为:“教育不少简单地做生意赚取利润。教育的首要观念不是金钱,而是心智、社会和宗教惟妙惟肖造句,真正的教育家并非为薪水而工作。”在第一代传教士教育家中,1836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狄考文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但他不是孤立的。

也是在1890年的大会上,1869年来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发言时指出,在中国,古圣人的智慧和德行被捧上了天,人们已经几乎放弃了一切进步的希望。“现在儒家文化接触到了一种更高形式的文化。人们正在发现很多自然的奥妙,探究人类历史的意义,正在学会利用自然力量以供驱使,寻找蕴藏在地下的宝藏以供应用倾楚天下。……一个新的中国很快将从旧中国诞生……”
谢卫楼相信“教育在中国的未来要成为一种力量”,虽然他并未预知仅仅15年后,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就将停止,举国都是新式学默婚校。他还说:“如果有人问我们,目前中国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答案必须是,不是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工艺,而是一种崭新的生活,爱成为行动的动力,而不是自私。”这番话恳切而到位,不亚于狄考文的见解。但自那时以来,只有科学和工艺成了国人趋之若鹜的追求。许多传教士来华能扎下根来,首先也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工艺和科学知识。
1886年,谢卫楼在北京通州原有的潞河男塾基础上开办潞河中斋(学), 1889年升格为潞河书院,1892年,有学生62人,其中10人为大学程度,所开的课程除了圣经,还有哲学、三角、数学、国际公法、理财学、地质学、自然地理、世界史、心灵学、是非要义和中文等。为了用中文教学,他编写、翻译了不少教科书,比如《理财学》、《政治源流》、《是非要义》(伦理学要义)、《心灵学》(心理学)等。1893年,新校舍落成,潞河书院分大学部、中学部,大学4年,中学3年。孔祥熙于1894—1899年在此求学。
1896年10月,谢卫楼在《万国公报》发表《泰西之学有益于中华论》,他提出西方文化教育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遍重视学校教育,尤其重视基础教育,且不分男女、贫富都可入学。中国应该学习西方普及教育,男女均可入校学习,“通国无不读书之人”,这样便可振兴中国教育。

1900年,潞河书院在庚子事变中被义和团烧毁。 1902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长老会和英国伦敦会联合重建学校,更名为协和书院。从潞河中斋、潞河书院到协和书院,谢卫楼一直担任监督(校长),在通州做了40多年的教育。1909年,他辞去协和书院校长一职,但直到1913年去世之前,他都没有离开过教学岗位。在他身后,协和书院与汇文书院于1916年合并为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学。
1863年,傅兰雅到京师同文馆任英文教习。同文馆是清政府主办的第一所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馆内最早的英文老师大部分是传教士,傅兰雅虽是英国圣公会出身,但严格来说他不算传教士,他对教育、翻译和办报刊有浓厚的兴趣。在京师同文馆任教的外籍教习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但像傅兰雅做出那么大贡献的却不多。
1874年啦啦队音乐惊变20年,傅兰雅与研究化学的中国人徐寿等合力在上海创办一所中西私立学堂,叫格致书院,分英语、华文两部,提倡科学,希望学生掌握“格致机器、象纬舆图、制造建筑、电气化学”等科学技术,分为矿务、电学、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六类k1666,这些课程都以数学为基础,要求学生首先学习几何、代数、三角。由于教材缺乏,傅兰雅编写了《三角数理》《数学理》《代数术》等,还有一套“格致须知”(共八册),有《天文须知》《算法须知》《气学须知》《化学须知》《声学须知》等,于1886 年前后出齐。另外还办了中国第一家科学期刊《格致汇编》。茅盾父亲在乌镇病故前,让茅盾搬出的新书刊中就有不少《格致汇编》。
格致书院的课程范围确乎很广,不仅涉及天文历算、气象、物理、化学、医学、测量地学等,还涉及教育、工业、轮船铁路、商贸利权、农政水利、邮政海军、社会救济、刑律等。
到1895 年,傅兰雅还在格致书院开办了算学班。他说西方教育注重三个方面:识字读书、写字作文、熟练数学,三者精通方可进一步学习其他,他认为中国人也应该如此。

1860年来上海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曾在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1874年他主编的《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据他在上面发表的《记上海创设格致书院》等文记载,格致书院创办时募集到5000多两,其中李鸿章拨款1000多两,其他高官也有大笔捐款。在看到格致书院捐助名单以后,他感慨地说:“则知西国所捐之银甚少,而中国大官助银之数甚大。可见格致之事,华人皆喜为之,且佩服立院之意甚深。各董事更能鼓舞,向来西人设法传格致之理于中国者,其助银略皆为西人,所来学者大半为下等之人。然此院与此不同。中国贵官不但助银,尚赞美此事。”
这是时代风气的变化的反映,此时正值洋务运动兴起之时,国人对西方科学尤其实用的机器制造等充满了渴望。但狄考文在1881年发表的《振兴学校论》即已察觉到,中国上层羡慕西方的武器,不惜巨资引进,其实多年未得诀窍。他认为西方的兴盛是由于掌握真理、真学所致,真正的诀窍在于多设学馆,不是让少数人得学问,而是使更多的人都有机会。
1881年 ,林乐知开始在上海筹办中西书院,接连在《万国公报》发表《设立中西书院启》《中西书院课程规条》《中西书院课规》等文章,主张中西并重,在课程设置上半天教西学,半天读儒学。最初的两年在分院,然后升入大院,如果愿意再学,还可再留两年,计划以8年造就人才。除了学习英文,所开西学课程有数学、地理、天文、化学、物理,乃至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富国策(经济学)等,课规要求每天早读《圣经》、赞美、祈祷,没有开《圣经》课,星期天也不勉强参加礼拜,各随自便。
招生预告发布后,有400多人报名应考。林乐知对此深感欣慰,又为书院容量有限而不安。他自述来中国20多年,看到中国英才济济,可惜学的只是诗赋文章,博取功名而已,对于天文、地理、格致、性理等学,知者寥寥。他建立这个书院,希望广收人才,“使中华子弟共沾教育”,由浅入深,初步掌握西学。
1876年,中国已经拥有463所新教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共有学生5975人。到1889年,在教会学校就读的学生增加到16836人。相隔十多年,人数翻了几番。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数字,毕竟那时的中国还处在科举时代,读书人正忙于背诵“四书五经”。
1890年,以狄考文、林乐知在1877年发起的“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教育会”,旨在“探求及研究中国教育事业,加强从事教学工作人员教授上的互助”。他们不仅编教科书,还要办教育杂志,拟订办学指南(1895 年第一次出版了教育指南),在全国范围进行教育调查,通过各种讲习会、交流会、演讲会,讨论、推广在华基督教教育的经验,进一步提出教育规划等。狄考文被推选为首任会长,在1896年举行的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做报告《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主要包括语言、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他特别强调要重视科学。
此前十多年间,他们已编辑出版了59 种教科书,发行了几万册。狄考文和登州文会馆学生邹立文合编的《形学备旨》(1885)、《代数备旨》(1886)、《笔算数学》(1892)等,后两种深受欢迎,成为晚清流传最广的数学教科书,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个角落。到1893年,美国传教士潘慎文与谢洪赉合译了《八线备旨》《代数合参》。这些书率先采用了阿拉伯数字以及国际通用的+、-等符号。这是有争议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开学,直到1906年使用的代数教材还是直排文言文,不用阿拉伯数字。在传教士教育家中,傅兰雅等人就坚持使用中文数字,还曾在1890年的大会上发生争执。对于化学元素的译名问题,他们也针锋相对,各不相让。
英文在教会学校最初并不是必修课,到底是否要教英文,还经常会引发争论,1890年的大会上,圣约翰学校校长卜舫济提出教科书最好用英文课本。此后,教会学校逐渐采用英文教学,而且成为教师在教会大学讲课的通用语言。
在此前后,登州文会馆使用的物理方面的教材,有狄考文编译的《物理测算》《理化试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有第二任校长赫士编译的《声学揭要》《热学揭要》(1897)、《光学揭要》(1898),有丁韪良编著的《格物测算》等。最早将现代音乐的声乐理论引入中国的是1893年赫士与学生朱葆琛合译的《声学揭要》,“电影”这个译名也是学生孙熹圣1898年在洋教习帮助下完成的。在化学方面,他们最初采用的是傅兰雅和徐寿合译的《化学分原》、美国传教士聂会东编著的《化学辨质》,狄考文也自编过未刊的《理化实验》。天文方面采用赫士编译的《天文揭要》和《天文初阶》。
中国的传统教育主要是人文教育,有人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人文教育。一个人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也可以思考人类最本质的问题,寻找“道”,这是起点很高的教育。只是在上千年的时间中,经典教育最终被异化为僵化的应试八股,失去了生气和活力,一旦遇到咄咄逼人、挟着近代科技的西方文明,就完全应对无方,“四书五经”与洋枪洋炮,子曰诗云与声光电色,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狄考文说中国所学的不能启人心思,只是增记性。1882年来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李佳白也有类似的看法。1895年,他在《万国公报》发表《创设学校议》,指出中国人只注重书籍,“四书五经”和子、史等,确实可以增人的记性,却不能长人的见识,他主张多开蒙学馆,然后开中学堂、大学堂,在京师开总学堂,讲授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此时,离清廷设京师大学堂之议还有两年,但这些主张无疑都促成了这一天的到来。
传教士最初来中国办学校,其首要目的倒不是为了教育,而是要让穷孩子识字以读懂圣经,但却在无意中让部分中国人看到传统的人文教育之外还有科学教育,打开了丰富、广阔、充满了未知性的世界,一个知识的新天新地在千疮百孔的中国降临了。1896年,科甲出身的翰林院庶吉士龚心铭为林乐知翻译的《文学与国策》作序,他很向往西方无人不学的境界,认为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绝大多数民众难以获得心性的陶冶与知识的提升,中国应该效法林乐知介绍的美国经验,不论男女、智力、出身等,所有人的才性都有机会得到合宜的发展。 【未完待续】